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仿佛我的活,也只是一棵春天中洁白花树的简单生涯。不管是竭力盛放,还是静默颓败,都如此甘愿和珍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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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价格双轨制”的四个不同版本   

2008-10-22 18:18:4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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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底谁首先提出了“价格双轨制”?这是一个多解的问题,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,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、两份国家文件以及包括官员、学者、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。

  版本之一:华生:“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,我是其中的代表”。

  提到“价格双轨制”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。会议分了8个组,讨论了不同的问题,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,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,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领导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,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,这是目前流传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,华生说建议实行“价格双轨制”是他和罗小朋、何家成、张少杰、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。会议期间,他代表小组发言,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“调”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“放”派争论时占据上风,得到与会的领导支持,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、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,得到首肯,被中央领导批准与采纳,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。为了印证这一观点,华生指出,发表在1985年4月的《中国青年》上的文章《到2000年我46岁》,是对此事件的真实回顾。《中国青年》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。在这篇文章中,作者樊平写道:“这次莫干山会上,他(指华生)和何加成、蒋跃、高粱、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。”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,此为版本之一。

  版本之二:罗小朋:“历史的事实是,我首先提出了‘价格双轨制’。”

  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,罗小朋认为,历史的事实是,“价格双轨制”的观点,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,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。此为版本之二。

  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电子邮件中说,莫干山会议的时候,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。“根据我的记忆,他们当时的论文,倾向于放开价格。他们的论据是,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,因此,如果把工资指数化,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。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。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,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,只有搞双轨价格。我相信,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,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,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,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‘调派’,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‘放派’,即自由价格派,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。”

  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,“多年前,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,我曾经告诉过他,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‘双轨制’,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: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。”

  在罗小朋看来,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,“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,并且对于说服中央领导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从这个角度来讲,“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,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,他应该是‘双轨制’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”。

  版本之三:张维迎:“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‘价格双轨制’文章,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。”

  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,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,会议之后,他声名鹊起,崭露头角。

  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,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“价格双轨制”。

  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提供了三份资料,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《专家建议》中的《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》一文,这是张维迎“价格双轨制”提法的原始文件。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,发表在1984年6月,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。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。记者看到,文章中的一段话是:“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,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,实行双轨制价格,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,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,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。与价格调整相比,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。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,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。”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“孤本”,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,“其他人都没有见过”。不过,经记者查阅,莫干山会议后《经济日报》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,其中张维迎的《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》就摘录自前述一文。

  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:“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,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、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。我的贡献在两点:第一,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;第二,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。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‘堵’转变为‘疏’的思路。”

  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“价格双轨制”,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“放”派,主张放开价格?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:“‘放’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。”“不明白这一点,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。”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,“放”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,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,所以他才提出“价格双轨制”,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。至于过渡期有多长,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,张维迎“没有明确提及”。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,岑科表示,这是个“伪问题”,“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,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。只是有了争议,才有澄清的需要,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。”

  但华生认为,张维迎发表在《专家建议》中的文章其实“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”。所以,“并不能算数”。

  版本之四:成致平:“是吕东首先提出了‘价格双轨制’的概念。”

  从1982年到1990年,曾担任9年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,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,是前国家经委主任吕东。他提出来的时候,是1984年,成致平此时担任国家物价局局长。至此,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。

  成致平说,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,当时,石油产量上不去,1981年,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,包干以内一个价,超出一个价,计划内100元/吨;超产的644元/吨,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“价格双轨制”。100元/吨是国内的收购价,644元/吨是国际的市场价。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,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。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工业生产资料方面实行“价格双轨制”。

  成致平在《价格改革三十年》中提到,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,为了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,国家经委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,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。他说,这里的“国家经济委员会”就是特指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吕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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